庸才与误任

明清鼎革，江山易代，这一沧桑巨变引起了遗民及其后学者的广泛关注。他们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，提出了众多的见解：或以为明朝亡于万历，或以为明朝亡于党争，或以为明朝亡于皇帝的专制权力过于膨胀（“有明之无善治，自太祖废宰相始”），或以为明朝亡于太监专权，特务统治等等。这些看法，都找出了明朝灭亡的一些病症，有其合理性。笔者认为，在明末的危机中，空谈盛行、人才凋零也是明朝灭亡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。

明初定鼎金陵，北部边疆面临北元、蒙古的强大军事压力。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，迁都北京，以京师守边，抗衡强大的蒙古。但是，明朝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中，屡次面临灭顶之灾。正统年间，以仁宣之治的鼎盛国力，却在蒙古瓦剌也先的进攻下，面临着“土木之变”所造成的覆亡危机：皇帝被俘，京师被围。赖有“救时宰相”于谦等人挺身而出，才化解了危机。正德年间，宁王叛乱，王阳明统帅地方驻军，一举将其荡平，使之未能酿成大祸。嘉靖年间，蒙古俺答发动了“庚戌之变”，再次兵围京师，明朝的军事力量已经衰弱，虽无反击之军事势力，但朝廷中仍有应变之才，采取了固守之策，依靠坚固的城垣和四方的援兵，迫使俺答主动撤退，再次化解了危机。此外，在反抗外敌的入侵时，更有一批民族英雄建功立业。例如，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，戚继光、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将脱颖而出，剿灭了倭寇，保住了东南的安定。正是由于这些人才的涌现，才使明朝屡屡转危为安。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样的道理：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。同样，决定一个朝廷的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也是人，是执政的皇帝和大臣。明朝中期以前的屡次危机，都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能臣挺身而出，使政局危而复安。崇祯年间，朝廷面临着空前的危机，但由于没有挽救危机的人才出现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

崇祯年间，明朝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，关内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农义起义震动朝野：关外后金、满族的势力崛起，对明朝廷虎视眈眈。此时，挽救时局需要人才。崇祯帝也认识到这一点，“临朝浩叹，慨然思得非常之才”，急于破格选用“人才”。然而，“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，问甲兵不知”，使崇祯帝陷入了任用一人、失望一次的怪圈。崇祯在位的短短17年中，竟然任用了50余位辅相，17位刑部尚书，14位兵部尚书，这些人多是因召对称旨而被任用，因失机废事而被撤职或惩治，“其克保令名者，数人而已”。在崇祯帝重用的人才中，辅相周延儒、温体仁及兵部尚书杨嗣昌、陈新甲等文武“人才”颇为突出，崇祯对他们寄予厚望，希望他们大展宏图，安邦救国。然而，在明廷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他们的作为令人失望。

周延儒曾两任辅相，他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旨，以廷对称旨受知于崇祯帝。崇祯帝亲自挑选他为辅相，对他寄予厚望，恩礼有加，曾在一年的元旦向他作揖说：“朕以天下听先生”。崇祯帝对他期望之殷，可以想见了。然而，“延儒实庸驽无材略，且性贪”。当边境丧师，加之李自成、张献忠军威大振，“延儒一无所谋划。”崇祯十六年，清兵攻略山东，京畿骚动，群臣束手，崇祯帝忧心如焚。周延儒无奈，只好请求亲自指挥抵抗。对此，崇祯帝大喜，奖赏有加，希望他一鼓作气，破敌安邦，但“延儒驻通州不敢战，惟与幕下客饮酒娱乐，而日腾章奏捷，帝辄赐玺书褒奖。”周延儒的怯战、欺诈行为不久即被告发，崇祯帝大怒，勒令他自尽，并籍没其家产。温体仁以不结党、“孤立”受知于崇祯，被崇祯帝亲自简任为辅相。他又“用廉谨自结于上，苞苴不入门”，赢得皇帝的垂青。在危机重重、民生日困之时，他束手无策，未提出一条好建议。然而，他固位有术，“其所引与同列者，皆庸才，苟以充位，藉形已长，固上宠”。如果皇帝问兵饷等大事，他则故作谦虚地说：“臣夙以文章待罪翰林，上不知其驽下，擢至此位。盗贼日众，诚万死不足以塞责。顾臣愚无知，但票拟无欺耳。兵食之事，惟圣明裁决。”崇祯帝被兵饷愁得寝食不安，他也别无他法，惟有“倡众捐俸助马修城”而已。对此，《明史》评价说：“天下治乱，系于宰辅。自温体仁导帝以深刻，治尚操切，由是接踵一迹……一效体仁之所为，而国家之元气索然殆尽矣。”

崇祯一朝，农民起义，战事不断。这样的环境，为军事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然而，崇祯朝“兵事方亟，诸大臣避中枢（指兵部尚书一职）”，原因很简单：这些侃侃而谈的大臣，心中也明白，军事可不是儿戏，战争的胜败立竿见影，无法遮掩。如果战败，轻则去官，重则杀头抄家，不可等闲视之。崇祯朝无论是镇压农民军，还是抗清，失败总是接连不断，诛戮文武大臣也随之不断。总计崇祯十七年，诛戮总督七人，巡抚十一人，自尽者还有数人。其中，崇祯十二年因损失城池七十余座，曾有一次就诛戮从太监、巡抚至州县官等文武大臣三十六人的严重事件。

杨嗣昌为官政绩平平，但崇祯七年在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时上书条陈边事，多所规划，以章奏引起了崇祯帝的关注。九年，兵部尚部缺，崇祯帝“顾廷臣无可任者，即家起嗣昌”为兵部尚书。第二年，杨嗣昌至京师，接受崇祯帝的召见。由于他入仕以来，“积岁林居，博涉文籍，多识先朝故事，工笔札，有口辩”，廷对时，崇祯帝“大信爱之”，以为他是能干之才，“所奏请无不听”，并发出“恨用卿晚”之叹。杨嗣昌不久就制订出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的围剿农民军的计划。“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江北为四正，四巡抚分剿而专防；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为六隅，六巡抚分防而协剿。是谓十面之网。”乍看起来，这是一个宏大、周全的计划，完全可以包围农民军，聚而歼之。因此，该计划得到了深居皇宫中的皇帝的赞赏和支持。于是，杨嗣昌提议以熊文灿负责实施剿灭计划。然而，这一计划仍是纸上谈兵，空想的成分很多，有着突出的问题。一是农民军的主力李自成部在陕西，并不在网中，因此从军事上看这是一张空网；二是主持这一计划的大臣力主安抚，反对围剿，这表明杨嗣昌用人不当，无法保证围剿计划的实施。不过，在网中被迫投降的小股农民军再次起义，熊文灿失败。杨嗣昌亲自督师，但明朝的武将多不执行他的命令，而他本人刚愎自用，“躬亲簿书，过于繁碎。军行必裁进止，千里待报，坐失机会”。终于因为既不会驾驭将领，也不懂实际军事指挥艺术，而落得兵败自尽的结局。此后，明朝军队则失去了围剿农民军的能力，反而处于农民军的围剿之中，节节败退，直至灭亡。

崇祯十三年举人出身的陈新甲破格升任兵部尚书。廷对时，他上了保邦十策，多是陈词滥调，了无新见。只是看准了崇祯的心思，提议在皇陵附近添兵加将，保护皇帝的祖陵：“天寿山（皇陵所在）宜设总兵，徐州宜设重镇，通两京咽喉，南护凤陵（明孝陵），中防漕运”，获得皇帝的信任。陈新甲有“雅有才，晓边事”之名，其表现则是，“军书旁午，裁答无滞”，处理军事文书，纸上谈兵。因此，被崇祯帝倚为干将。但他实际指挥运筹能力很差，对重大的松山之役的失败负有重要的责任。此后，明军一直处于被动局面，再也不力主出击了。由于崇祯帝的保护，陈新甲逃过了言官的弹劾和应得的罪责，但不久因泄露崇祯帝与清廷的和谈机密，还是被弃之了。

从这些人的经历看，他们都有口辩，能够以奏章、言辞取悦皇帝，也能制订出纸上谈兵的作战计划，这就是他们被皇帝看中的才干，但是，朝政的实践，军事的战争，却揭去了他们身上的光环，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：夸夸其谈，华而不实，在实践中不仅自己碰得头破血流，身败名裂，更为严重的是败坏国家大计。明朝的灭亡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亡于他们之手。

明末何以会出现这类“人才”呢？首先，这与明代的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有关。明代各级学校以四书五经教育生徒，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，尤其是八股文盛行后，生徒束书不观，一心一意背诵八股选文，希图高中金榜，进入仕途，没有真才实学乃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万历时，张居正企图进行教育改革，以实学造就人才，但壮志未酬身先死，改革也流产了。因此，明末人才培养问题并没有改善，反而更加严重了。崇祯六年的诏书中指出：“近年来士习日偷，举贡失当，真才鲜少，理道不张，皆由督学、教谕、训导各官董率无方，培养无术。尽失朝廷初意，一致朝廷不获用人之效。”其次，与崇祯帝的用人政策有关。崇祯帝自恃明察，以章奏、言辞的合意与否任用人才，造成了侃侃而谈的“人才”位列要职，直接地鼓励了这类“人才”的涌现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，“庄烈帝（崇祯帝）简用阁臣，每亲发策，以所条对觇能否”，而不管其政绩如何。对此，朝中的大臣刘宗周曾批评道：选用人才，须在吏部、都察院考核，评定优劣的基础上钦定，“若但以奏以取人，安能得真品”？但是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依旧以奏对取人，终于造成夸夸其谈的“人才”盈朝，真正的人才凋零的局面。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没有人才力挽狂澜，砥柱中流，明朝灭亡了，崇祯帝也自食苦果，自尽了。临死时，他还厚自粉饰，声称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误我”，但仅从用人这一点上看，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亡国之君。